第490章 《诗经:思文》(1/2)
《诗经:思》
思后稷,克配彼天。[书库][].[4][].[]
立我烝民,莫菲尔极。
贻我来牟,帝命率育,
无此疆尔界。
陈常于时夏。
注释:
1、:德,即治理国家、发展经济的功德。后稷:周人始祖,姓姬氏,名弃,号后稷。舜时为农官。
2、克:能够。配:配享,即一同受祭祀。
、立:通“粒”,米食。此处用如动词,养育的意思。烝民:众民。
4、极:极至,此指无量功德。
5、贻:遗留。来:麦。牟:大麦。
6、率:用。
、陈:遍布。常:常规,此指农政。时:此。夏:中国。
译:
追思先祖后稷的功德,
丝毫无愧于配享上天。
养育了我们亿万民众,
无比恩惠谁不铭刻心田?
留给我们优良麦种,
天命用以保证百族绵延。
农耕不必分彼此疆界,
全国推广农政共建乐园。
赏析:
《维清》祭祀王,只有短短五句;此篇祭祀后稷,也不过八句。究其原因,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,已家喻户晓,深入人心,无须赘述。就此篇而论,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“诞降嘉种”、“是获是亩”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,在同属《经》的《生民》中便有详尽的叙与颂扬。《生民》即使未能创作于《思》之前,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。
周颂(包括《思》)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,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,对周代先王的颂扬尤为热烈。周武王以“戎车三百两,虎贲三百人”,在牧野伐灭“俾暴虐于百姓,以奸宄于商邑”(《尚书-牧誓》)的纣王,建立起西周王朝,救万民于水火。王室为光宗耀祖,百姓为感激解放,这就造成了对新政权、自然也包括对新政权先王们热情讴歌的盛况。≈l;a hrf=≈q;/2/212/≈q;≈g;当官要会钻空子:官场天骄≈l;/a≈g;
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原因,历代众多学者形成了《思》为周公所作的强有力的共识。诗篇是盛朝的颂歌,作者是盛朝的大圣人,这一共识的形成也极自然。《诗经》中的多篇作者都归之于周公,此处不具论,而《思》一篇却未必如是。
孔疏引用《国语》,“周公(即周公旦)之为颂曰‘思’”,其实不确。《国语-周语上》载芮良夫所的一段话中,原是:“故颂曰:‘思后稷,克配彼天。立我烝民,莫匪尔极。’”并未言是周公所作。到了韦昭注中,才成为“言周公思有德者后稷,其功乃能配于天”。但是韦注本意只是《思》的内容乃反映周公所“思”,并非即指为周公所作,应当不难分辨。看来,是孔疏将《国语》原与注误融为一体,牵涉周公,并认定《思》出自周公之手。这一误认,影响大而深远,以致成为后世诸多学者的共识,虽无伤大雅,总不免让人感到一丝遗憾。无伤大雅,是因为《思》确实也体现了周公的思想。周公辅佐王、武王、成王三世,于强国、灭商、平乱,功勋卓着,而重农保民又是其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。可见,就理解《思》的意旨而言,确实可以、而且应该联系周公;但是,就此认定周公为作者,终究不可取。要确认周公为《思》的作者,还必须有早于或至少与《国语》同时的确凿证据,因为现有的确认不过是基于《国语》的不可靠的误认。《诗经》中凡无确凿充分证据而定为周公所作者,均可作如是观。
据《毛诗序》所言,《思》是“后稷配天”的乐歌。后稷之所以“克配于天”,在《生民》序中得再明白不过:“后稷生于姜嫄,、武之功起于后稷,故推以配天也。”“后稷配天”的祭祀称为郊,即祭上帝于南郊的祭典。古人祭天(亦即上帝)往往以先王配享,因为人王被视为天子,在配享中便实现了天人之间的沟通,王权乃天授进一步确认,于是原本空泛的祭天便有了巩固政权内容的具体落实,而成为具有重名篇赏析义的政治活动。这种天人沟通的努力,今天看来虽然过于原始、刻板,但在古代,尤其是政治相对清明、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,其统一思想、凝聚人心的作用却不可低估。试想,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(这里是《思》)曲调缓缓进行(据王国维《周颂》),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,气氛是何等庄严,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,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。
正因为如此,后稷开创农事、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帝授意下完成的:“帝命率育。”从创作结构上看,“天”、“帝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;就创作意旨而言,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。在“人定胜天”观念形成之后,天人沟通、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,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,何况在其形成之前。在《思》产生的当时,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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